画作大多是自发与兴来神到之笔,完全独立于固有模式之外。他的狂放不羁地特殊之处是在于他作画方式:自由地泼洒水墨,并任意地运笔,以即兴的方式简略描摹物象。
黄甲图
榴实图
泼墨写意画
明代(公元1368—公元1644年)时期的中国,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。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,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,名家出现很多,技法也不断更新,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,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。
徐渭生性狂放,性格恣肆,但他在书画、诗文、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。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,气势纵横奔放,不拘小节,笔简意赅,用墨多用泼墨,很少着色,层次分明,虚实相生,水墨淋漓,生动无比。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,书与画相得益彰,给人以丰富的想象。
菊石图
水墨牡丹图
徐渭 作品
似与不似之间
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,别开生面自成一家。其花鸟画,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,大胆变革,极具创造力。其写意画,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,皆一挥而就,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,对笔下的四时花木,画家运用勾、点、泼、皴等多种笔墨形态,将牡丹之雍容、紫薇之隽秀、竹子之萧疏、霜菊之孤傲、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,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,直冲画外,不见首尾,与密如骤雨的葡萄、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,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。他的水墨葡萄,串串果实倒挂枝头,水鲜嫩欲滴,形象生动,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,风格疏放,不求形似,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。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、徐疾、大小、干湿、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,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,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。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,而是艺术的加工,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、精神,这种气质、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。徐渭笔下的南瓜、菊花图,一气呵成,驱墨如云,气势逼人,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,轻重、浓淡、疏密、干湿极富变化。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,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。虽然被徐渭自称“戏抹”,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。它的梧桐图,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,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。正如翁方纲所说:“纸才一尺树百尺,何以著此青林庐。恐是磊落千丈气,夜半被酒歌嘘唏。”(《复初斋诗集》)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,在似与不似之间,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。
菊竹图辽宁省博物馆
书中有画,画中有书
徐渭是一个书法家,在绘画中,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,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。正如张岱所言:“今见青藤诸画,离奇超脱,苍劲中姿媚跃出,与其书法奇绝略同。昔人谓摩诘之诗,诗中有画,摩诘之画,画中有诗;余谓青藤之书,书中有画,青藤之画,画中有书。”(《陶庵梦忆》)他的《墨葡萄图》,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,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,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,书与画融为一体。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,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,如画墨荷、葡萄,大刀阔斧,纵横驰骋,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。徐渭曾做一幅《梅花蕉叶图》,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,并且在画上题写道:“芭蕉伴梅花,此是王维画”,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。当然,王维画雪里芭蕉,更突出一种禅机,即,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,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,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。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,功底深厚,他的题字,如他的泼墨写意画,纵横不羁,洋洋洒洒;他的泼墨写意画,融合了精熟的笔法,意趣横生,极富韵味。
墨荷
徐渭 作品
画如其人
徐渭平素生活狂放,对权势不妩媚,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,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,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,顷刻即能得之;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,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,也难得一画——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。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《题墨葡萄诗》来概括:
半生落魄已成翁,独立书斋啸晚风。
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。
徐渭一生命途多舛,遭遇坎坷,晚年悲苦凄凉,形影相吊,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,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。他笔下的墨竹,枝淡叶浓,,逸笔草草,竹枝气势劲健,竹叶俯垂含情,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。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,怀才不遇,品格高洁,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。他的泼墨牡丹,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,色彩绚烂,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,有意改其本性,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,所谓“从来国色无装点,空染胭脂媚俗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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